學者劉春田:享受生命的智慧

來源:法制網 時間:2013-11-28 20:08 作者:袁定波 馬暢 點擊:

【劉春田】共和國同齡人,曾作為北京知青在山西定襄插隊,在太鋼當過工人,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,后師從我國著名民法學家佟柔攻讀中國民法學,1985年,留校任教。上世紀九十年代曾在愛知大學、巴爾的摩大學作訪問學者和進修。研究方向:中國民法、中國商法、知識產權法。現任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,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副會長,中國版權協會副會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,中華商標協會副會長等職

       四月的北京,春日的午后,在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,記者見到了劉春田。劉春田最近一直很忙,剛開完三天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課題會會議,緊接著是一年一度的博士生考試錄取工作。

       劉春田是我國高校知識產權法學科的開拓者。他投身知識產權的教育與研究,是偶然的機緣。1985年他參加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南京舉辦的著作權研修班,激起了他極大的興趣。當年,他就在國內首次開設了系統的知識產權法課,受到學生的歡迎。1986年,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倡導下,受原國家教委之命組建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,并招收第二學士學位生,創建了我國高校知識產權法專業。此后,他參與了我國著作權法的起草、修改,以及商標法、專利法、反不正當競爭法、商業秘密法的立法工作。作為學科帶頭人,他主持了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《知識產權法》教學大綱和教材的編寫工作。

       知識產權研究重根基

       劉春田談到,中國人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接觸知識產權,二十多年來,立法、研究、教育的主要著眼點是條文的設計、制度的安排和與國際公約的銜接,但知識產權法律自身的體系化以及與傳統民法體系的整合,知識產權理論和深層的歷史、文化、社會根源,以及知識產權制度與本土固有資源的互動關系問題,鮮有思考。固然,知識產權技術性強,它強調效果,生性急功近利,但對研究者來說,知識產權理論更為重要,和任何學科一樣,惟有基礎研究成果才須臾不可缺,才具長遠的、普世的價值。

      “我們不是不需要知識產權理論,也不是知識產權理論不重要,只是目前沒有像樣的研究成果。這是對我們的挑戰,基礎理論是事物的真諦,基礎研究不是外國人的專利,中國人必須自己去面對”。

       劉春田的研究是規矩的。二十多年來,劉春田在不斷的糾正錯誤中前進。他十年前就質疑知識產權為無形財產權的傳統認識,認為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知識不可能是深不可測、玄妙之極、無影無形的神鬼之學。任何知識都是具體的、有限的,是以形式、符號的狀態存在并能被人感知的,并提出了知識產權是關于“形式”的財產權的主張,否定了知識產權是無形財產權的概念。他認為基本概念是學科的根基,基礎研究是學科的起點,學術是圍繞概念、貢獻心得的活動。主張用科學的方法,從研究知識產權概念、對象和根源出發,系統地構筑我國知識產權基礎理論。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,它的研究水平,決定了本學科長遠的、根本的、全局的水平和發展走向。

       “我們現在一提知識產權,就容易想到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國際公約,高新技術知識產權保護等,這些都十分重要,但就知識產權這門學科發展來講,只是鮮花與碩果。與之相比,知識產權理論才是學科之基礎、根本與核心。”

       “夜來風雨聲,花落知多少”。但只要根基在,花還會再開,果還會再熟。知識產權研究重在根基,同時以開放的心態,從新事物的發展中不斷汲取營養,加以理性升華,這才是知識產權的歸宿。

        辦公桌上堆著厚厚的經濟學書。“近來買了十幾本有關價值學的書。我認為,決定知識產權價格的不是勞動,而是需求。這一觀點涉及知識產權的正當性,值得研究”。這是劉春田近幾年來一直思考的問題。

       “勞動是智力和體力的合一,沒有智力參與,體力只能是自然力無謂的消耗。沒有智力參與,智力也只能停留在主觀頭腦中。勞動技能是可以學習的,凡是可以學習、訓練的都不是創造。從哲學角度來講,勞動成果是既有事物的量變,是量的擴張,勞動是重復的、可比較的行為,它的量是可以計算的,計量單位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。相反,創造所貢獻的,是前所未有的東西,找不到社會必要創造時間來計量它。比如做詩,曹植七步之內吟出讓人肝腸寸斷、千古傳誦的詩篇,一般人可能苦思三十年也做不出,因此創造沒有成本上的可比性”。

       “技術開發、創造的成本準確地說是物質成本,是指人的物化勞動的投入。比如,制片人花三個多億拍《無極》,但是并不意味著任何人花三個多億都能創造出這樣的一個《無極》來,它是伴隨著物質財富的消耗被描述出來的。創造是貢獻生活方式的活動,不是勞動價值的物化。用經濟學上的邊際效益學說來解釋,是一條思路。這只是初步想法,還沒有完全弄清楚,還在研究中”。

       “知識、技術、發明所花費的創造力是無法用物質成本衡量的,因而是無價的。這話對不?你回去好好想想”。這是劉春田給記者布置的課后作業。

        做學問是研究和創造過程

        紛繁的法學書堆中,很少有劉春田的著作,記者很是納悶。

      “我的著作比較少,主要是因為我的知識水平,研究能力有限。學問是指自己的心得,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”這是劉春田在做學問方面的價值觀。他對著書持謹慎的態度,但從來沒有停止過學習和思考。他發表的論文雖然只有幾十篇,但大多都很有影響,他的觀點被人注意,往往被長期討論。

      “學問確實不好做”。這句話道出了多少做學問者的心聲。

       劉春田把做學問分成兩個方面,包括研究和創造。研究是求真、求本,追根溯源。創造卻是求美,是設計出前所沒有的東西。通過文字、語言的形式把研究心得表現出來,是藝術、是形式美。學問,應當是在享受文字美、形式美中獲得科學真諦。

       研究和創造,都是很艱辛的事兒。那種想跨越式發展,想抓住機遇大干一場的心態是要不得的。人世間,浮與沉,動與靜,不同行當有不同的態度,做學問是一個厚積薄發的過程,為學者應當善于沉與靜,應當保持一種從容不迫的心態,撥開浮塵。劉春田大抵也是善于沉與靜的。

       針對目前披露較多的學術抄襲、學術腐敗現象,劉春田言辭犀利地指出,學問從來都不是能從現有成果中搜索得來的。學問是提煉與思考的結果,僅憑搜索得來的學問就不是學問。

       做學問講究的是真才實學,劉春田用極其景仰的語氣提起陳寅恪。早年,清華大學在聘用陳寅恪時,陳寅恪一沒有學位,二沒有著作。清華大學為什么還聘他?因為他有真才實學。

       據說,陳寅恪有三不講:書上有的不講;別人講過的不講;他自己講過的不講。

       劉春田坦言:這種要求是極其嚴苛的,我做不到。但陳寅恪這種一絲不茍的治學態度,卻如學術寶鑒,指引著我們這些后來者,使我們在做學問時不敢胡來。

       感悟《論語》和《道德經》

        在人大法學院一直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:劉春田對新入學的弟子,推薦他們讀《論語》和《道德經》。

        這兩本書跟學習知識產權到底有多大聯系呢?記者很是疑惑。

        如同那些他的弟子,在要求老師推薦研究生必讀書目時,他們怎么也想不到老師會推薦這兩本書。

        然而,劉春田推薦這兩本書絕非一時興起的偶然,他有著自己的想法。

        清華學生劉海洋硫酸潑熊事件,讓劉春田頗感痛心。他認為,大學負有特殊的使命,是養育人的地方,既要精誠學術,又要貴重人品。教育應當人性化,讓學生建立健康的人格和理性的思維方式,要做文化人。文化是一種只可意會,不可言傳的生活方式和態度。人格上的高尚、完美不是任何僅憑機械的專業教學所能塑造的,需要豐富的文學、藝術、歷史、哲學等一系列文化的熏陶,需要長期和耐心的積淀。當代知識分子既要現代化,也要中國化。中國化,便離不開經典文化。

         這便是他推薦弟子讀《論語》、《道德經》的緣由了。

       《論語》是封建社會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。它回答了人的道德觀、價值觀、社會責任等一系列問題。它告訴我們作為一個讀書人應有社會責任———“天下興亡,匹夫有責”。

      “因為思想認識、文化經歷、家庭背景等差異,學生對《論語》的理解也會各有不同。但我希望他們能從中有所悟,并能真正以天下為己任,真正成為‘國民表率,社會棟梁’(人大校訓)”。

      “治大國如烹小鮮”。治國只是一種玩意兒,一門手藝,這是何等的境界啊!這些舉重若輕的思考方法、思維方式,無不在《道德經》中得到了體現。說這番話時,劉春田敬若神明,停留在空中的手勢形成了一個大大的感嘆號。

     《論語》和《道德經》,沒有一處描述知識產權,但卻足以讓我們學以致用。這個用就是讓學習成為我們生活的一種常態,體會智者的智慧,享受生命的智慧。

       “一個人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有權力支配別人,而是有能力、智慧影響別人。能影響別人的只有智慧,讓人由衷的心向往你”。

      “滿天星斗,還是漆黑一片。但是只要有一輪太陽,足以照亮世界”。

        這是為劉春田推薦《論語》和《道德經》的注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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